理论发展

社会化理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于西方国家。创始人是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

1976年，鲍尔斯和金迪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一书出版后，立即受到西方教育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在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哲学领域均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成了激进派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选修的教育经典著作。

在该书中，他们采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强调教育对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起的作用，认为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阶级矛盾关系的反映。

社会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教育的经济功能源于它的社会功能，而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知识技能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该理论强调，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通过知识技能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在现代美国社会，实际上绝大部分工作只需要程度很低的知识技能，工人工作表现的好坏，主要在于工人本身非知识性的个性特征，而教育是培养这些个性特征的重要手段。

基本观点

社会化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源于它的社会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认知技能对经济的影响重要。该理论试图从结构和功能方面，分析美国教育维持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功能，解说教育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在阐述教育的经济价值源于其社会功能时，该理论认为，教育为学生培养了生产结构所需要的种种非认知性的个性特征。美国生产结构的等级化、分工化以及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个性特征，教育的经济功能便是通过种种途径及手段使学生社会化，使不同的学生经教育培养形成经济结构所需要的种种个性特征。教育的社会化过程是一个差异性的社会化过程。通过教育结构形式的多样化、教育决策的作用、教育经费来源的多寡及课程的多种设置，来源于不同阶段的学生便会受到不同形式和不同素质要求的教育，他们的个性特征也会向不同的社会方向发展。

生产社会化

马克思在运用“生产社会化”这个范畴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时的缺失在于偏离了他本人对于“生产社会化”这一范畴的二重规定。正是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生产社会化”这一范畴具有二重的涵义。

动态

所谓“生产的社会化”，指的是生产发展的一种动态，即从“非社会的”变成“社会的”过程。而“社会化”这个概念本身具有二种涵义，它既是与“自然”相对立的概念，也是与“个人”相对立的概念。与此相适应，“生产社会化”也就具有了二种基本涵义，一是指由“自然的”变成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二是指由“个人的”变成非个人的，即集体的、人类共同的。马克思对于生产社会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后面的涵义上，并且赋予了这一涵义二重内容，即生产社会化一方面是指生产的集中化和大型化（直接社会化），另一方面又是指因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产生的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间接社会化）。马克思在有关著作中对生产社会化的后面这二重涵义都有所论及。

方式

就与自然相对立的含义来说，所谓生产的社会化，指的就是生产从自然的方式变成人类所特有的方式，人类生产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本身也就是生产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通过创造生产资料来进行生产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根本特征。人类生产从原始的采集业、狩猎业、渔业发展到农业和养殖业、家庭手工业，这本身就是一个从自然到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正是通过生产的这种发展，人类越来越脱离动物界，人类文明越来越取得自己独特的性质。就已经是人类社会的生产来说，也存在一个发展水平问题，一般来说，越是落后的生产，表示生产受自然的制约越大，生产的“自然性”越强。也正是由于生产的不发达往往造成了产品交换的不发达，所以，马克思把缺少分工和产品交换的经济形态叫做“自然经济”，这里的“自然”，不是指生产具有与动物获取食物一样的性质（即不使用制造出来的工具），而是指在这种生产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少，而与自然的关系多。相反，产品交换的程度越高，表明生产的社会性也就越强。因此，生产的交换性和商品性应该是人类生产另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也是生产社会化的另一个最重要的表现。

矛盾

马克思把由社会分工所造成的劳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的矛盾，理解为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正是通过交换，私人劳动转化成为社会劳动。因此，一切生产商品的劳动本身都具有潜在的、间接的社会性，因为一开始这些劳动就不是为生产者自己生产产品的劳动，而是为别人、为社会生产商品的劳动，但是只有通过交换，生产商品的劳动所具有的潜在的、间接的社会性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直接的社会性。交换的过程，也就是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社会化”得以最终完成的过程，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是由交换本身所产生、所决定的。一切商品的生产，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生产，但它们必须通过“交换”这一“炼狱”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的生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产的社会化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而是一切商品生产所共有的特征。商品交换的程度越高，生产就越是需要“社会化”。因此，在一切商品生产中，都存在潜在的社会劳动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劳动的问题。马克思在论述商品的使用价值时，明确地指出：“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马克思甚至直接把分工同“生产的社会性”看作一回事，他认为分工的发展就是生产的社会性的发展。例如他说：“交换的需要和产品向纯交换价值的转化，是同分工，也就是同生产的社会性按同一程度发展的。”因此，把社会分工的发展理解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是符合马克思本人的理解的。

许多传统的理论认为，人进入了老年期应该以享受为生活目标而不再需要社会化了，传统社会的老年人具有天然的教化权位，他只对别人施行教化，而自己则决不会重新面对社会化的问题。然而，现代社会发展证明，老年人仍然需要继续社会化，主要的理由之一在于角色的转换，这种转换及影响表现为：

（1）劳动角色转换为供养角色，这容易使老年人产生经济危机感；

（2）决策角色转换为平民角色（在家庭中，由“家长”角色转换为被动接受照顾的角色），它容易使老年人产生“被抛弃感”和寂寞感；

（3）工具角色转换为感情角色。工具角色是指人们肩负着一定的社会公职，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占据着主体地位，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为了某种特殊的目的，如职业上的角色。情感角色是为满足身心情感的角色，比如在家庭中父母、子女间的角色。这样角色的转换使老年人常常碰到性别角色模糊问题以及伴随而产生的老年夫妻之间的冲突。

（4）父母角色转换为祖父母角色。除了角色转换外，老年人还将遭遇多重“突然失去”的威胁，如子女情感支持的突然失去（子女成家分居，老年人进入“空巢”家庭）健全身体的突然失去（疾病并可能面临肢残或死亡）配偶的突然失去（丧偶并带来心理健康上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对老年人而言都使将要面临的新的问题，都需要通过继续社会化、加强学习、提高修养和不断自我调整来予以解决。